我国省级政府全部公布各自权力清单 清单数量差别大主管随意性大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省级政府2015年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

　　根据近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省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公开工作已经全部按时完成。全国31个省份已全部公布省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其中24个省份公布了责任清单，17个省份公布了市县两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然而记者在梳理各省级政府公开的权力清单中发现，各地公开的权力清单数量差异大，有的甚至相差一倍多；很多省份对于权力清单的分类标注和认定标准不统一。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在清理时，不完全从权力的功能和结构上着手，只以减少权力数量为目标，随意性很大。

　　权力清单公开全部到位 责任清单公开2/3

　　记者在梳理各地方公开的权力清单中发现，31个省级政府基本上都是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精神，来梳理和清理调整现有的行政职权，全部都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权力清单。这些权力清单的模式大都参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这10种分类方式，结合本地实际来梳理职权。除保密事项外，清单形式将每项职权的名称、编码、类型、依据、行使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都在政府网站等载体向全社会公布。

　　相对于已经全面铺开的权力清单，问责清单的公开情况要逊于权力清单的公开成绩，31个省级政府中只有24个公开了自己的责任清单。浙江省、安徽省和湖北武汉等地已陆续推出责任清单。而这将是是我国第一个推出自己责任清单的省份。

　　除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之外，黑龙江省更是独家推出了自己的“中介服务清单”，剑指“红顶”中介破除行政审批“肠梗阻”。

　　2015年12月7日，黑龙江省政府审定省政府部门涉及的284个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规范意见，清理规范186项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今后不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总清理规范比例为65.5%。

　　浙江成首个完整公布权力清单的省份

　　2014年6月24日浙江省政府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浙江将成为全国首个完整地对权力清单进行公布的省份。市、县级权力清单目前正抓紧制定，2014年10月份上网公布，届时，这一制度将在全省政府管理体系内实现全覆盖。目前，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省份。

　　从2013年年底开始，浙江对50多个省级部门的1.23万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历经清权、减权、制权3个环节，最终保留4236项列入清单，精简幅度超过六成。此次保留下来的行政权力主要分3个部分，即省级部门直接行使的权力1973项，全部委托下放和实行市县属地管理的权力2255项，省级有关部门共性权力8项。在这之后，浙江省级政府部门将不得在清单之外行使行政权力。

　　北上广一线城市权力清单公开步调不一

　　作为全国各地城市代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权力清单公开方面的表现水平参差不齐。

　　广州市是一线城市首个公开自己权力清单的城市。2013年11月22日，广州市行政权力清单发布。此次上线发布的权力清单共涵盖了广州市48个行政单位，共3705项市本级行政职权事项，其中行政审批387项、行政处罚3138项、行政强制63项、行政征收5项、行政裁决1、行政给付2项、行政检查28项、其他行政事项81项。

　　相比较广州市，上海和北京在行政权力清单公开方面，步调要稍显缓慢。２０１４年6月底，上海市发改委对外公布了2014年版行政审批和政府定价事项清单。这是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公布的首份权力清单，纳入清单的共有４１项权力事项，包括行政审批事项２４项和政府定价事项１７项。

　　2015年11月底，涉及45个部门2428项权力的《北京市政府部门行政强制等权力清单》对外公布，这张清单对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7项及其他类别权力事项进行了梳理，各部门将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公布职权的依据、流程图等。不同于中央提出的十项权力分类，北京公布的清单重点涉及其他“7+X”权力事项。目前，全市市级45个部门的“7+X”行政权力共2428项权力（包括市级专属的825项，市区县部门共有的1522项，垂直管理区县分局行使的81项），与部门首轮自查梳理上报的3460项相比，精简比例约30%。

　　各地权力清单差异大

　　记者在梳理各地权力清单发现，目前各地公布的权力清单差异比较大，比如以科技审批来看来看，山西有37项，安徽有39项目，辽宁才9项。各省的发改部门审批权事项，陕西有11项，安徽有25项，辽宁仅仅才9个项目。又比如在教育领域，辽宁有2个审批事项，安徽有40个项目，山西才7项。

　　上述各地权力清单数量差异大的状况，在2015年年底由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5）》，也得到了印证。该报告披露，在同级的地方政府中，所公布的权力清单也差别巨大。比如广州市政府公布的权力清单涉及的事项有4972项，四川省成都市的则有7437项。

　　对此，该报告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分析指出，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各地对于行政权力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行政权力事项少的省份并非真的审批事项少。同时近期国家发改委将钢铁、水泥、船舶等审批权下放，这意味着地方会增加一些权限。

　　权力清单制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201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今天发布2015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权力清单制度成效显著，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具体包括：运动式治理的痕迹仍然较重。权力清单推行过程中缺失严格的法定程序规范，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缺乏相关公众、专家、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并且对于地方层面的权力清单、行政审批改革实践也缺乏法定化的监督机制，使得审批改革的简政放权效果往往仅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后又死灰复燃。

　　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放权现象较为明显。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改革之际，为了实现地方层面的GDP竞争，假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放弃社会性监管义务之实，使得诸多本应加强规制的领域出现监管真空。

　　缺乏事中与事后监管的配套机制。；蓝皮书指出，当前运动式的行政审批改革与权力清单制度，短期之内将大量传统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完全寄托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来填补监管真空，但是地方政府的规制治理能力恐怕无法满足现实需求。